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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综述的论文
近百年来,对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宗教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成为摆在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与历史学家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无论是规模宏大的还是范围狭小的,都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与其他不同宗教传统的交互作用。在当今人们心目中,宗教的世界不再是由种种不同宗教堆砌而成的松散组织结构,而是变成了一种具有多种框架结构的统一体。当然,就像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共同存在那样,由宗教之间的差异与排斥所导致的宗教冲突与斗争也在不断继续进行,有时甚至比以往表现得还更为激烈。当我们即将进入公元后的第三个千年之际,寻找一种能够使不同宗教系统之间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有效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繁荣以至人类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一、宗教比较研究的正误。
因为宗教世界自身中存在着差异和相互依赖,所以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由于人类表达其宗教理想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因此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对于现实世界及来世,人们持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表面上看来,这些观点互不相同,但许多学者坚信,在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同的观点下面,一定隐藏着关于世界、人生和来世的相似憧憬。这些相似的憧憬,就为对宗教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对于人类宗教本性持积极态度的哲学看来,就像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最后形成奔腾的江河一样,不同的宗教表达也可以整合为一个综合体;每一具体的宗教都是这一综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这一哲学认为,各种各样的种族、民族及人民之间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宗教结构;尽管他们关于宗教理想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精神目标却是共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正是在这种假定下,人们探索了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并宣称世界宗教的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现实。
另外一些学者对此持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与其说各种宗教是趋向一致的,倒不如说它们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不同的宗教之间不仅缺少相互交流的空间,它们之间更难于相互补充。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宗教比较研究持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宗教的价值属于主观性领域,评判不同的宗教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宗教的领域,并不存在一种像运行于科学领域的规律那样的强制要求普遍一致的规律。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宗教比较研究只有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才能开花结果,而在哲学与宗教研究领域则不可能有任何收获。前者是描述性学科,后者则属于规范性的学科。作为描述性学科,宗教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肯定会增加我们有关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与传统的知识;但是,要对宗教作规范性研究,这除了增加我们的迷惑与混乱之外,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知识。他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和谐不可能由“哲学想象”来创造,而只能来自于我们对于各种宗教本身的认知。差异是人类宗教信仰的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任何使不同信仰和谐共存或把不同信仰粘合在一起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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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液限土边坡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高液限土通常含有大量的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等黏土成分;其主要的特征是压实性差,经过压实后的土的压缩性仍然较大,且有明显的应变软化。水的因素和人的活动是导致高液限失稳的主要原因。高液限土边坡破坏防治必须坚持“先发制坡,以防为主”的原则,必须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1、概述。
在工程中判别高液限土的3个指标为:小于0.074mm的颗粒含量大于50%、液限大于50%,塑性指数大于26的土。目前边坡工程对具有膨胀性的高液限土设计思路基本是参考膨胀土进行的,除了具有遇水膨胀、失水收缩的特征外,更主要的特征是高液限土压实性差,经过压实后的土的压缩性仍然较大,且有明显的应变软化。很多边坡工程失去效用,都是由于认清楚高液限土的本质特征而引起的。
高液限土通常含有大量的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等黏土成分。其中蒙脱石是由颗粒极细的含水铝硅酸盐构成的矿物,其晶格单元由两层硅氧四面体层夹一层氧化铝八面体层构成,层间联接依靠范得华力,较弱,水分子容易进入晶胞之间,增大晶胞距离,脱水后,又产生相应的收缩,其液限变化范围可达到140~710%,塑限范围为50~100%[1];在晶格之间,由于同晶置换作用,使蒙脱石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大量的na+、ca2+填充进来,产生双电层效应,导致粒间的膨胀。相似的,伊利石也具有2:1的三层晶体结构,但其吸附的阳离子主要为na+、k+,晶格间连接力较强,水分子不容易进入,所以伊利石亲水性、胀缩性不如蒙脱石,其液限变化范围为80~120%,塑限为45~60%。伊利石属于较不稳定的中间产物,性质介于蒙脱石和高岭石之间,并随着层间k+含量的逐渐减少,而接近于蒙脱石。高岭石的结构单元是由一层铝氢氧晶片和一层硅氧晶片组成的晶胞。晶胞之间的联结是氧原子与氢氧基之间的氢键,联结力较强,晶胞之间的距离不易改变,水分子不能进入,亲水性及膨胀性较前两种矿物成分小。
高液限土的工程性质与其母岩成份、含水量、密实度、外荷载大小及作用方式、其他物理化学作用等都有关系。根据大量工程实践可知:高液限土透水性较差;干硬时强度高,坚硬不易挖掘,不易压实;毛细现象明显,吸水后能长时间保持水分,故吸水后承载力小、稳定性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弱膨胀性和粘性。
3.1水的影响。
3.1.1高液限土吸水引起的土体抗剪强度降低。
高液限土的抗剪强度包括内摩擦力和粘聚力两部分。内摩擦力是土体受剪切时,剪切面上下颗粒相对移动时,土粒表面相互摩擦产生的阻力;粘聚力是使土体的颗粒粘结在一起成为团粒结构的力。粘聚力来源于两个部分:土吸力,是土体孔隙、气压力与孔隙水压力之差,使之产生粘聚力;土中天然胶结物质对土粒产生胶结作用,而具有的粘聚力。随着雨水入渗,水分逐渐积累,土体渐渐饱和,一方面土体内孔隙气压减小,孔隙水压力增大,结果基质吸力减小,再者水分在土粒表面形成润滑剂,使内摩擦角减小,减小其的内摩擦力,高液限土的抗剪强度不断减小。
3.1.2高液限土边坡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引起坡体内应力的变化。
高液限土不同的矿物组成、不同的层厚、不同的接触关系以及坡体变形失稳影响范围内地表水、地下水不同的补径排条件,必然引起坡体局部的应力的变化,对边坡造成不利影响。
3.1.3坡体自重增加以及坡脚强度的降低。
高液限土吸水,必然引起坡体自重增加;高液限土含水量高,强度较低,尤其坡脚附近容易积水潮湿,容易产生由于坡脚强度不足,导致坡脚过大变形而失稳。
3.2人的活动。
对于人工开挖后高液限土坡,属卸荷力学行为,卸荷将引起堑坡位移场和应力场的改变,坡体内的应力状态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于堑坡内坡缘拉应力、坡中部最大压力差、坡脚剪应力三大应力集中带,导致最大主应力和剪应力增加,并在坡脚附近和坡型突变处产生应力集中,并在一定的诱发因素下很可能演化为崩塌或滑坡[11]。
高液限土边坡破坏防治必须坚持“先发制坡,以防为主”的原则;依据高液限土的类别和挖方深度的不同,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边坡防治的措施。
4.1选择合理的边坡开挖方式。
高液限土边坡宜采用台阶级,加宽各级平台的宽度,把高边坡降低为矮边坡的组合形式,这样不仅减轻了高边坡土体对坡脚的压力,而且减弱了地面水对坡面的冲蚀,同时平台对坡脚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4.2设计较为保守的边坡坡度。
由于高液限土工程性质极为复杂,环境条件影响很大,很难确定边坡坡度和破坏位置。因此,坡比设计有必要比类似工程地质采取趋于保守的坡比方案。
4.3施工时补强措施和反压措施。
水是高液限土的大敌,对地表水、地下水均需处理。
4.4.1排水措施。
增设与加大路基坡脚的碎石盲沟,盲沟的纵坡适当放大点,以利于地下水尽快排放。在有挡墙的边坡应在挡墙位置增设仰斜排水孔,加大边坡的排水功能,尽快减轻边坡自身的重量。加强路堑边坡的排水处理,根据坡面渗水情况,适当加强设置仰斜排水孔;对于坡脚渗水,考虑渗水位置设置碎石透水层及管道排水。因坡面潮湿含水量较高,增设带边坡渗沟的路堑拱形骨架,渗沟出水口必须与挡墙的透水层和泄水孔连通。使其有规则的排放,防止其对边坡的浅层冲刷。
4.4.2隔水措施。
采用隔水措施来提高高液限土的遇水稳定性,隔水措施包括设置粒料吸收层,包芯法或包边法等;还可以配合使用一些辅助性的土工布、土工格栅等土工合成材料,起到增强强度的作用。利用隔离排水、掺粗粒土、土石混填等物理方法改变坡体内原有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使高液限土边坡安全稳定。
4.5其他措施。
4.5.1化学加固措施。
4.5.2生物加固措施。
生物加固措施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就是用活的植物,单独用植物或者植物与土木工程和非生命的植物材料相结合,以减轻高液限土坡面的不稳定性和侵蚀。主要是深根的锚固作用、浅跟的加固作用、降低高液限土坡体孔隙水压力、植被能降雨截留削弱溅蚀、控制坡体表面土粒流失。由于生物措施对高液限土坡加固程度有限,往往与其它措施配合进行。
高液限土是一种典型的非饱和土,目前对高液限土边坡的设计主要是参考膨胀土边坡的方法进行,但高液限土并不完全等同于膨胀土,要做出合理优化的设计,必须认识到高液限土与普通膨胀之间本质的不同;因此从微细观的角度分析高液限土的物质组成及空间组构,解释土体的特性及变形机理,以便找到一些防治措施,是高液限土坡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由于离心模拟技术能在原型应力状态下研究和观察高液限土边坡的变形和破坏过程,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性、可控性、可操作性、重复性及一定的可靠性,对模拟以自重为主要荷载的高液限土结构物的性状特别有效,可能也是高液限土坡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2]chukwezeh.pavementfailurescaqusedbysoilerosion.proc.2ndint.conf.case.historiesingeotechengrg.st.louis,pap.no.5.000936-9.
[4]杨平.浅析高液限粘土在路基施工中的应用[j].山西建筑,11月.。
藏纸造纸工艺研究综述论文
从前人的综述性研究看,一是数量极少,仅《四川德格县和西藏尼木县藏纸手工造纸调查》和《西南民族地区手工造纸研究综述》进行了文献综述;二是内容浅显,都仅停留在对前人研究的简单概括上,缺乏对造纸工艺各环节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植物学特征描述远多于根的成分分析。几乎所有研究都提到瑞香狼毒的外部特征,包括种属、花叶形态、植株特点,开花期和生长环境。涉及根的纤维组成或化学成分的描述仅有“根部含纤维18.5%”[1]438和“根含甾醇、酚性成分、氨基酸、三萜类及有毒的高分子有机酸”[2]42。(2)原料与造纸质量间关系的研究少且说法不一。一是根的最佳采挖时间。观点从6月到9月,说法不一。本人认为,从表象上看,最佳采挖时间因地理环境而异,非讨论重点,但深层次依据是何时根的毒性最强。有关这一层面的研究普遍认为其毒性在开花期最强,但也有人认为是在开花期后。二是根的粗细与造纸质量间关系。以《四川德格县和西藏尼木县藏纸手工造纸调查》为例,文章在介绍德格县造纸原料时说“狼毒草的根须越粗壮,造出纸质量越好。”[3]157在介绍尼木县造纸原料时说“对于造纸而言,狼毒草的根粗和根细都是一样的。”[3]159本人认为,根的粗细与造纸质量间关系不应受外部因素影响。可见,目前有关造纸原料的研究仅停留在外观描述上,深入的科学探索很少,研究成果缺乏说服力,如只说其毒性给纸张带来的优良特性却未深究其“纸寿千年”的化学机理。关乎造纸质量的关键因素也不明确。
由于两大藏区的造纸流程分别以德格印经院和雪拉村最具代表性,这里分别对两处造纸流程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在比较中发现两者的差异。
网络道德研究综述的论文
摘要:语用学研究在中国历经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简单引进、介绍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首先回顾了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两大流派,最后展望了语用学在宏观层面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用学;历史;现状;流派;趋势。
语用学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但是直到70年代才把它看作一门学科。语用学把语言、现实和人类自身联系起来,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现在,语用学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心,是语言科学中一个富有生气的领域。
一、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
语用学渊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探索。上世纪30年代,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harlesw。morris)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了符号学三分说: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语用学领域的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语用学研究的成就应归功于另三位哲学家的理论建树。他们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分析学家赛尔、格莱斯。奥斯汀“不满意语言哲学对所指、意义、陈述的真实和谬误的传统研究”(leech,1981:321),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向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挑战。70年代后,在研究了奥斯汀的间接施为句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s)——话语的形式不直接反映出这句话的交际意图。赛尔甚至提出“语言理论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现在言语行为理论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入70年代,语用学异军突起,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197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自然语言的语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语用学研究时代的开始,成为其蓬勃发展的契机。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得到承认,确立了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研究表现出下面几个特点:
(2)语用学吸引了众多语言学家的兴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冲破了哲学家的一统天下,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领域。
语用学在70年代的确立为80年代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语用学研究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大发展的主要标志是:
(1)语言学家对前期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开始进行梳理和总结,语用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研究内容具体化。语用学研究朝着统一协调的方向发展。
(2)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讨论的问题宽泛但主题集中,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开始触及语言本质的某些重要理论问题,如语言使用者的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关系,语言结构如何跟语境相互作用等问题。
(2)语用学由纵向的内部各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同语言学各核心学科之间以及边缘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促进了语用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以语用学为中心,各学科同步发展的局面。
二、语用学研究流派和发展趋势。
语用学是关于语言使用的研究。以这种基本的认识为前提,国外语用学研究形成了两大流派:英美学派的微观语用学和欧洲大陆学派的宏观语用学。前者认为语用学如同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一样是语言学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即“分相论”;另一种观点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和交际的认知、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它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综观,即“综观论”。
向明友(2006)认为当前语用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是在沿着完善理论体系和拓宽应用领域两个方面发展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在沿着以下三个方向朝纵深展开:
(1)突破英美语用研究传统,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形成与英美传统对垒的语用“综观论”。
(2)着力尝试语用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不再将语用学局限于语言哲学的定势。
(3)语用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方向体现于关注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大脑神经等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用学[j]。国外语言学,1980,(3)。
[2]孙淑芳。俄语析使言语行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向明友。语用学研究现状谈[j]。中国外语,2006,(1):10—11。
国内大学生创业观研究综述论文
海登·怀特(haydenwhite)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析学家、文艺批评家,其历史诗学理论倡导历史的诗性建构特质,打通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界限,追求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与增殖性,备受历史学界、析学界、文学批评界的关注,怀特也因此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梳理国内学界对怀特的研究状况有助于推进目前的海登·怀特研究。国内对海登·怀特论著的翻译方而,土逢振、盛宁、李自修编选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首先选取了怀特的一篇论文《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翻译与收录了海登·怀特的四篇论文《评新历史主义》、《解码猫柯、地卜笔记》、《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木文》、《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将怀特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引介给国内学界,使得国内关于怀特的研究至此展开。
一、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述评、研究。
在研究性的期刊论文方而,徐责《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一文对怀特的历史比喻理论进行了全而的评述。作者介绍了喻说理论,分析了怀特历史叙述的情节效果、解释范型、道德形态以及互相关联的四重结构,认为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包括了对西方多种四重式理论的修改、运用和解释。,这是国内第一篇基于外文资料对于怀特历史比喻理论的系统述评陈永国、朴玉明《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转义、话语、叙事》阐述了怀特关于历史修撰的几个概念:编年史、故事、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分析了怀特理论中的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四种转义。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通过分析怀特的话语转义学,探讨他关于叙事和客观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看法。3陈新《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分析了怀特在《元史学》中呈现的研究目的、思路、结论与逻辑,论述了怀特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三种解释模式与比喻理论。碑赵志义通过对文学性的分析、怀特《元史学》中对文学性的强调与“历史诗学”概念的引入,指出历史话语也具有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是一个跨学科问题。5郭剑敏:《文学与叙事之维的历史存在—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阐述了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作者指出,怀特的历史叙事首先是一种对历史进行文木化的理解与阐释活动.而这种理解与阐释又受到叙述者的主观立场及时代话语、意识形态的制约。这样,怀特的历史存在完全被转化成为一种文木化的叙事活动。
此外,杨杰《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与文学观念》、翟恒兴《走向历史诗学—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理论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对怀特的学术渊源、理论观点、其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与评价。上述研究者为国内认识和推进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一些学者对于怀特研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追问,比如怀特的理论创新性何在、怀特是否由于主张历史的诗性建构特质而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将历史真实等同于文学虚构、怀特与二十世纪历史诗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法,也使我们在实际运用叙事方法书写时能够更加自觉。9综上所述,研究者认为怀特的理论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而:其一,怀特建构了完整的历史诗学理论体系;其二,研究对象的创新性;其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其四,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二、海登·怀特理论的创新性问题。
土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一文将海登·怀特的理论放在新历史主义的人语境中加以评介。作者介绍了怀特“元历史”的理论特征,即历史文木的语言结构性质,而这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解理论”是相似的,由此提出,怀特理论的新意何在?作者认为,怀特的新意不在于他所强调的历史深层结构的诗意,充满虚构想象,历史与文学都可获得真实的叙述,因为亚里士多德己经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怀特的实力与影响力在于他整个体系的完整性,他提出了历史话语的三种解释策略,}h}节论证、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莫立民、周宜生《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再思辨》一文分析了怀特历史诗学所包含的几个核心问题,认为怀特有自己独到的话语解释体系,怀特的创新性体现在第一,研究对象上,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种历史文木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怀特将历史与语言研究两个领域联系起来,进行了一种历史、语言、文学、析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第三,怀特在史学理论方而有新创,重点指出了历史的文学性。作者认为,怀特的理论除了上述创新,还有其言点,比如怀特过于强调历史与文学的相似性,却回避它们的相异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就其学术品格而言,是一个有着诸多创意的解构性与建构性并存的学说,在它解构正统史学而又力图建构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的时侯,一些新创与妙解令其理论构筑意趣盎然,但也难免出现逻辑的疏漏与学理的缺失。
黄芸的'《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认为,怀特的创新和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既是历史领域的语言自觉,也对历史“真实性”、“再现”、“意义”等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从而打开了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另外,怀特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即以语言的转义模式为基础划分出三人类对应的阐释模式.这给我们分析历史和文学叙事文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海登·怀特理论中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
海登·怀特认为从事件到故事存在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等主观建构,由此认为同一件事件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方式、得出不同的意义,其阐释与意义并非是固定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怀特由于主张历史的诗性彻底否认了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虚构,是语言决定论者盛宁的著作《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在《历史纪实还是文学虚构:对于海登·怀特的反思》一部分中分析了怀特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一种叙事文木,历史文木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以及《元史学》中的情节设置、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暗示三种解释策略。作者认为,怀特的《话语转喻论》进一步“断然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if.(i'igd“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应有纪实的成分,不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这就是我们对怀特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
韩震、董立河的著作《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析学研究》在《海登·怀特:历史是一种文学想象性的解释》一节中,阐述了怀特的《元史学》及论文《历史的重负》、《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木》中的主要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海登·怀特鼓励历史学家们摆脱所谓的历史重负,不过是说历史可以随意、主观地进行构造,从而彻底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海登·怀特最终以其不可知论瓦解了确定历史客观真理的基础”,张燕辉(“新”的历史与文学性的衍生—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一文认为,怀特所主张的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旨在通过把历史建构为一种虚构的文木去实现对历史意义的阐释,目的在于瓦解传统的客观科学的历史观。作者指出怀特过分强调历史虚构的文木,甚至强调历史虚构的文学文木,从而使他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
然而,一些研究者对于上述问题持有不同论点。林同奇的著作《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新星出版社,版)介绍了怀特《元史学》的深层结构,从“资料”到“解释”,从事件、编年史到故事、解释的三种策略(情节设置、形式论证、意识形态),阐述了怀特的转喻理论和文木主义思想。作者认为,怀特的文木主义强调史学家主要以文木的形式来再现过去的历史,文木的语言不是中立、透明、消极地记录历史真实,语言是自足的符号系统,但是,怀特的文木主义并不否认有独立于我们的外在真实世界。
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析学述评》一文认为,怀特没有太多地纠缠于史实的真实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意历史学家辛勤考证而寻求的具体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或者内容的真实性无关紧要,而是因为他认为传统认识论的真理观能够恰当地说明史实的真实性问题,因此无须过多重复;相反,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木的真实性却被人们忽略己久。此时,对历史真实的思考无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单一事件的真实,二是诸事件之间关系组构成的真实。也就是说,怀特并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彭刚认为,怀特并不否认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历史事实的实在性,他质疑的是将诸多事件系列连贯成的历史故事中所存在的主观创造性因素。土霞《在诗与历史之间—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辨析》指出,怀特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没有彻底取消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界限,历史与文学的根木区别在于两者内容的差异,同时,“历史编纂学及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所呈现的诗性色彩与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相比,存在量的差异和程度的区别。”
笔者认为,怀特的理论观点和立场针对的是一种以真理性与真实性主导的一元论式的历史阐释,他解构的不是历史真实性,而是关于历史学者所从事的历史阐释的所谓“真实性”与“客观性”,由此解构其权威性,目的在于提倡一种多元化、多样性、异质性、弥散性的历史阐释和学术研究态度。在此视域审视之卜,怀特的理论最终的目的仍眷注于探寻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只不过这个探寻的活动永远处于一种过程当中,绝对的历史真实与客观,是一个理想,历史学家永远处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之上。
四、海登·怀特与二一世纪历史诗学的关系。
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语言学转向”,成为国内学界研究和定性怀特思想时的重要参考坐标在史学研究领域,土晴佳、占伟赢的著作《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人学出版社,20版)将怀特置于后现代的视域卜考察,认为怀特是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的始作俑者。在谈到后现代对历史写作的影响时,作者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是运用后现代的文木理论写作的作品,企图取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以及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典型。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版)一书对怀特的论述较为全而和深入,将怀特置于西方历史发展的语境背景中,概述了自兰克以来西方对历史与科学、文学关系的观点的发展、演变,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是叙事转向的里程碑,阐述了怀特语艺论,包括《元史学》的主要观点及“历史若文学”思想,分析了怀特的思想在史学史上的继承、发展和创见,最后归纳了怀特思想的学术意义及其学术定位、缺点。
韩震主编的《历史观念人学读木》一书(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版)在《叙述主义历史析学》一章中阐述了怀特的代表性思想,诸如《元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论文集》中的历史转义理论、《形式的内容》的叙事理论等。韩炯的博士学位论文《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海登·怀特历史析学研究》论述、分析了怀特叙事主义历史析学的形成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内涵、价值立场等问题,认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影响怀特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学术背景。此外,田兴斌《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与解释》、董立河《历史与想象一对西方后现代历史析学的研究与回应》等博士学位论文,在对西方历史析学、后现代历史析学的学术语境中探讨了怀特的理论。
在文学研究领域,土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人学出版社,年版)一书在第十章中梳理了新历史主义文论,将怀特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主要介绍了他《元史学》一书的理论特征。盛宁的著作《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版),在对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作总体关照时对怀特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和评论。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版)一书,以新历史主义为宏观的学术背景,论述了怀特对传统文史边界的超越,还提出了历史诗学的根木问题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相关涉和表述的问题。黄芸《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一文,分析了怀特理论中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历史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等问题,认为“怀特的理论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有多方而的启示”。土霞《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与后现代史学的纠葛》一文指出,怀特作为后现代史学的领军人物却没有完全摒弃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木观念,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并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他的思想中同时存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质。作者分析了怀特的问题意识,认为怀特的理论“通过解构传统的历史与文学、客观与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进而重建历史学的尊严。”
上述研究者将怀特置于整个学术语境中考察,为了解怀特思想的背景及其观点的继承发展理清了方向,同时,土晴佳、黄进兴等学者的著作,梳理、引入了西方学界对怀特的一些批评观点,有利于深入研究怀特思想。
五、对海登·怀特的比较研究。
一些学者将海登·怀特与詹姆逊、猫柯、章学诚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梅启波《历史诗学的叙事与意识形态分析—从海登·怀特到詹姆逊》(胡亚敏编《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人学出版社,版)一文,分析了怀特与詹姆逊对叙事认识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作者认为,从怀特到詹姆逊,历史诗学进一步丰富,首先,怀特以文学、诗学理论为基础的历史诗学理论代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语言转向”。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这种形式主义是怀特理论最受垢病的地方,但在怀特那里,形式是作为内容而存在的,而且他将叙事性作为内容来研究时,目的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虚构,而是对作为文木的历史的一种“祛魅”,暴露历史文木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受到语言深层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以及学术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此外,历史诗学的概念为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和各学科的自我反思扫清了道路,这为詹姆逊奠定了批评的基础。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作为文化阐释的方式,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兼容性使“历史诗学”突破了形式主义的纯文木分析,将文学批评泛化成文化研究和历史语境研究。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一文分析了怀特的历史叙事学与猫柯话语理论的关联,认为两者都区分了话语世界与经验世界,都在反抗单一的霸权话语,但怀特对历史的诗性的强调不等于否认历史的现实认知功能。3董馨《历史修辞的形式主义方法—米歇尔·猫柯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影响》一文,认为怀特受到了猫柯的深刻影响,..柯后结构主义的‘考占’式的历史研究启发怀特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将历史归结为一种历史修辞”。is作者从三个方而分析了猫柯对怀特的影响:猫柯关注历史的断裂性启发了怀特将历史视为一种诗意预构;猫柯的四种认识型启发了怀特关于历史编纂的四种喻体模式;怀特借鉴猫柯的话语分析对历史进行阐释。除了对怀特与西方的文艺批评家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将怀特与中国的学者进行比较研究。秦兰裙《章学诚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观之比较》一文,对章学诚和怀特的历史叙事观进行了分析,章学诚将文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文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编纂中,怀特将历史看作是史学家的一种想象性的诗性建构,打破了历史与文学之间森严的学科壁皇。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海登·怀特作品的翻译及其历史诗学思想的研究,确实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资料方而,怀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元史学》、《形式的内容》、《话语转义学》己被翻译过来,他的重要著作中的人部分论文也被翻译并编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一书中。研究内容方而,有一些深入的评论性文章,一些介绍西方文论、历史析学的教材或著作也将怀特作为某一章节单独讨论。但是和怀特思想的复杂性及他在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外学界所产生的巨人影响相比,国内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研究资料上,怀特的一些重要英文论文没有被关注与翻译,同时,怀特的有些论文集没有按照最初发表的时间选编,研究者如果没有注意到其作品的时间顺序,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容易忽视怀特思想的发展脉络,无法解释怀特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矛盾之处。
此外,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外关于怀特的研究资料和成果的重视度有所欠缺。事实上,怀特的思想在国外史学界及文学批评界都曾引起]、一泛的反响和论争。怀特的许多思想也正是为了回应别人对他的批评而做的反驳或者修正,这也造成了他思想的一些矛盾或者发展,因而对怀特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李贽音乐思想研究综述论文
崔海正先生于1997年初发表的《近十年姜夔词研究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月)对1987年至1996年近十年的姜词研究作了详尽和精辟的论述。本文对1997年至1999年世纪末三年的姜词研究作一简单回顾。
近三年关于姜夔的研究论文多达30篇。相比1987年至1996年这十年的20余篇,可谓多矣!这表明姜夔正日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姜词题序的研究。
姜词现存约84篇,除3篇外,其他皆有题序。其中长序31篇,短序包括词题50篇。20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里,关于姜词题序的研究论文达4篇之多,约占总数的1/9。其中论述新颖的是陈洁的《论姜夔词与题序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陈文指出姜夔词的题序创作之所以典型,不仅在它数量多,更因为词人对这一文体所倾注的浓厚兴趣和真挚的感情。特别指出81篇题序只有一些词题和短序在作词之前完成,而长序则多作在词作完成之后,甚或是后来补作而成。作者还运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在姜词中,长序与慢词、自制曲、短序和小令形成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即慢词、自制曲多用长序,令词多用短序。姜夔制作题序的目的,已超出了单纯记录创作经过、缘起的藩篱,而把自我情感的酝酿过程置于重要地位。题序与词的关系,由外而内,呈现出一种感情上的关联。陈文接着指出作者对制词的缘起、思路的提示和情感基调的铺垫,使题序成为一条深入理解词作相对可靠的捷径。其同时也指出了词序的弊端,认为两者互相重合,令人生倦;同时有少数词的情调与题序也不完全一致。最后作者认为,当读者跟着序文的线索读完全词之后,便会觉得不过如此,失去了在神秘状态中探求未知数的成就感。词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才是具有魅力的源泉。因此,当词与题序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应回到原文。姚大勇的《姜夔词小序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姜词小序内容不拘一格,文笔轻灵活泼,多富自然之趣。姜夔拓展小序的领域,是对传统小序概念的突破,体现了词人新的词学观。并认为姜对词小序创作的重视,实是当时推尊词体思潮的一种反映。
姜夔对音乐具有相当的造诣,其词作无形之中会受影响。这四年来,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的论文也有4篇。其中以赵曼初《姜夔词调声辞配合关系浅说》(《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最有特色。赵曼初首先认为姜夔词调可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声辞配合观念;其词调正处于宋词格律由平仄规律演化为四声规律的`重要转折阶段;认为姜词调具有长期的典范意义,在词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然后作者带着这些问题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进行了研究。运用统计学研究方法,从音阶、音高、音长、音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姜词语音四声与乐音的联系形式,探求了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规律,认为词的格律形式已由平仄规律发展为四声规律,并且是宏观守平仄规律、局部守四声规律,其中体现了宋词格律的基本原则和完美标准。该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与方法,有助于揭示汉语歌曲声辞配合的一般规律,并可为词谱学研究开辟一个联系实际歌唱的新境界。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方式,代表着宋词歌唱的成熟的格律形式,是继周邦彦词之后本色当行的一代典范,其引商刻羽的协律技巧为元曲的格律形式精密化开了先河。
三、对单一词作的解读。
对于姜词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的开掘是近年来姜词研究中的重点,但能推陈出新的论文不多。杨海明先生的《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指出,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仍是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的眷恋与缅怀,又使其词中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李康化的《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为我们勾画了从苏轼到姜夔之间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二者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并非稼轩承苏轼遗风,实姜夔承东坡衣钵。长期以来,论词者认定辛弃疾是东坡的最佳继承者,作者并不否认词史中“苏辛”并称的理由。认为在对词的观念和功能的看法以及题材的扩大和深化上,特别是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律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相似点仅限于这些文本形式外在方面。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尤其是在具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等深层精神风蕴方面,则罕有相同点。作者指出,从深层次的词学审美心理和人格精神建构的维度看,白石较之稼轩更得东坡词学审美理想的神髓。因为他们之间的精神品格惊人地相似,对词的抒情功能的认识亦相同。因此与东坡精神相似的白石在词学审美理想上自然会呈现趋同苏轼的迹象,在柳永、辛弃疾之外别树一帜。苏、辛、姜三人都有气格,但辛只有气格,只能属豪放。苏、姜二人在有气格的前提下,出之以高淡,调遣清疏的文藻。但东坡表现为“清旷”、姜夔表现为“清空”,这体现在“清空”较之“清旷”更多来自运笔的讲究与语辞的雕饰。东坡乃天然标格,白石注重字句锤炼。
孙维城先生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指出姜夔钦羡晋宋风韵,希望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能得到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但由于社会的现实,对自由生活与独立精神的追求往往是幻想,造成了姜夔狷洁简傲的性格特点。而姜词把对山水的深诣与对爱情的执着融为一体,在宋词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再加上狷洁的个性与瘦硬清冷的章法语言,使我们透过他的词作,能够聆听到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姜词的意义已经溢出了词学领域,而体现出士大夫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
杨柳的《论姜夔艺术化人生的悲剧性》(《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理想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就会产生悲剧意识。理想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远的怀念和执着,也会产生悲剧意识。”悲剧意识一经产生,其人生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作者指出白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都透露出,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艺术化人生。但他所设计的理想自我与真实的自我,存在一个永远的距离。因此给他的艺术化人生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者最后指出,白石的生命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困惑与超越的不懈追求当中。其艺术化人生别具一种悲剧美。
纵观世纪末几年姜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姜词进行总体研究因为很难出新,已不多见,对姜夔词史地位进行评价的专门文章也未出现。因为没有新资料,对姜夔生平的考订也没有进展。而对单一作品的解读,从新角度对姜词进行研究则已形成一种趋势。姜夔乃才子,除词外,对诗、文、音乐无所不通。因此展望21世纪,对姜夔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词,对其诗、文、乐等也应进行同步研究。或许,当我们在对姜夔诗、文、乐的研究有所进步时,蓦然回首,姜词的研究可能早已另上层楼了。
穷达以时研究综述论文
内容提要:新世纪伊始,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灵商理论,认为心灵智力是人类的最高智力,探究人类灵魂的深度,成为激发人的潜能的核心聚变力、主宰个体成功的主要聚合力、决定个体幸福的主要缔造力。本文从灵商理论提出的背景出发,首先概述了近十年有关灵商内涵的研究进展及其与智商、情商的关系,然后梳理了灵商研究的现状及其教育意义,最后提出了灵商培养的路径。提升灵商,对于个体完善自我、促进入际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灵商;终极智力;内涵;培养路径。
灵商理论认为,灵商(心灵智力、灵魂智力)是一种能够治愈我们自己和创造我们自己整体的智力,是一种能创造性地发现新价值的智力。灵商是智商和情商有效运转的必要基础,是我们的最高智力;它侧重于对意义、价值、评价的追诉,即“我们用它来提出和解决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它在一个更为宽广、更为丰富,并且不断提供意义的环境里安排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用它对行动的某个过程或者某段生命历程进行评价:这一段比那一段更有意义。”
因此,灵商较之智商和情商更好地解释了人类智力的复杂性,心灵的灵动性和创造力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灵活变通的能力(积极的和自发的适应性);高度的自我意识;面对和利用苦难的能力;面对和战胜痛苦的能力;被想象和价值所激励的生命本质;不愿引起不必要的伤害;倾向于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形成“整体”);询问“为什么”、或者“如果……将会怎么样”等问题,并寻找“根本性”答案的明显倾向;存在心理学家称之为“场地独立性”的特性——具有反对习俗的能力。
达纳·佐哈与伊恩·马歇尔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恰当地表明了智商、情商和灵商的区别:电脑具有高智商,它们知道什么是规则,并且能够遵循规则不犯错误;动物往往具有高情商,它们具有其所在环境的情感感觉,并知道如何作出适当的反应;但是,电脑和动物都不会询问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些规则和这个情景,或者两者是否有可能不同或者是更好。[7具体来说,智商可以量化,与智力因数有关,反映一个人的聪明程度,是一个人的生存基础;情商难以量化,与非智力因数有关,反映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一种生活智慧;而灵商不能量化,也与非智力因数有关,反映一个人创造能力的高低,是一个人的生命意义。蒙田说过:“没有心灵去支使,知识又有何用途?”灵商是使得知识充满活力、生发力创造力的核心物质;它统合着智商和情商,是智商、情商有效发挥效应的必要基础和条件;同时,智商和情商又是灵商发挥最大效能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为灵商效能的发挥提供“原材料”,制约着灵商的高度。二、灵商的研究现状及其教育意义2000年,发展心理学家达纳·佐哈与伊恩·马歇尔合作出版《sq:connectingwithourspiritualintelligence》,正式提出了灵商理论,【10】引起学界极大兴趣,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缺少相关研究成果的引入。《sq:connectingwithourspiritualintelligence》出版的第二年,国内学者就马上出版了译本,【ll】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灵商的范本,国内研究者主要从两条线展开对于灵商的研究。
(一)在认识论领域继续探索灵商自身。
尽管上述研究者从认识领域的不同角度继续探讨灵商的内涵,并做了一定的意义延伸,但是核心还是达纳·佐哈与伊恩·马歇尔对灵商所做的界定:一种能够治愈我们自己和创造我们自己整体的智力;一种能创造性地发现新价值的智力;侧重于对意义、价值、评价的追诉。
重要,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觉悟”就是意识、理念这个层面的内涵,就是对意义和价值的清醒体悟和把握,而这些都是灵商的主要内涵。开发灵商对于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培养优秀人才,实现人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灵商的培养主要有以下途径:
(一)获取丰富的知识。
丰富的知识是生理基础之外灵商得以存在和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个体应当努力学习尽可能丰富的知识。一般来说,个体主要有三种途径攫取知识:直接学习、间接学习、社会实践。对于教育来说,灵性课程的设计和完整人格的塑造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同时,还必须以灵商培养高素质的教师,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培育丰富的感情世界。
感情是知识和能力正常运行和高效发挥的“活水”,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标志。培育丰富的感情世界,主要应该提高个体的情商,而提高情商又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课程是学校教学心脏,是学校教育目标实现的蓝图,而课程体系的改革,无论对智商还是情商、灵商的培养都将是有力的促进。
(三)培育旺盛的创新能力。
有学者提出教育的三个境界:最低境界是教知识,其次是教方法,最高境界是教心态;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心态的依据就是灵商,而方法是达成灵商的必经途径,因为,灵商就是要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灵商理论认为,智商和情商不会对规则询问为什么,追诉意义和价值,只能在界限之内玩“有限的游戏”;而灵商则允许人类进行创造,改变规则,变动情景,允许与界限玩“无限的游戏”。因此,旺盛创造力的培育可以有力推动灵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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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达以时研究综述论文
关于秘书的论文:秘书职业化研究综述。
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新行业或职业,被誉为“第361行”的秘书职业也出现在现代职业之列。在美国的26种普遍性职业中,秘书的就业增长率占第一位,也是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之一。职业化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兴起和发展的。目前,秘书职业化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秘书逐步从官职中分离出来,成为分类众多、前途广阔的社会职业之一,存在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秘书职业化已经成为国际通例、世界潮流。
一、秘书职业化的含义。
关于秘书职业化的含义,科书学界的专家学者初步形成了共识。
赵映诚认为,秘书职业化是指秘书工作依据一定的职业规范,成为一种可供广大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行业类型。他将中国秘书的职业化分为形成(1980―)和确立(至今)两个阶段,并认为我国秘书职业化具有渗透范围广、外延扩大化、工作智能化和社会化四个特点。李丽认为,职业化是指如今的秘书由特定的官方职务演变为不属于任何一个行业但又为任何行业所必需的职业。文先玉、李小平认为,职业化就是秘书职业在社会上广泛存在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其职业行为由一定的组织加以培训、考核并且有相关法规体系给予保障的职业发展模式。沈蕾、张虹认为,秘书工作的职业化,是指在组织上制度上建立秘书的分级分类体系,明确各类秘书的职责范围,通过专业教育手段培养从业人员,以规范的.考核评定秘书的就业资格和工作水平,实现秘书工作的专业化管理。她们还指出了我国秘书职业化推进的三个有利条件:秘书从业领域社会化、技术含量不断增加、行业性特点突出。艾洪涛认为,职业化是指某项工作已成为一种相对固定且为人们所认同的社会职业,从业人员中大多数将终生以此为介入社会、谋求生活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作者同时对其内涵作了揭示,即从业人数扩大,形成社会群体;业务专门化,职业准入规范化。钟筑、张居玲认为,秘书的职业化包括两方面内容:作为职业的秘书工作的职业化和作为从业人员的秘书人员的职业化。郭建庆指出,秘书职业化包括三层含义,职业精神、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并且指出秘书职业化的基本特征是身份职业化、服务对象多元化、知识技能专业化。
从上述观点可以归纳出:秘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领域不断扩大,从业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从业者要遵守秘书职业行为规范,其服务对象呈现多元化特征。
因此,秘书职业化,就是秘书工作要职责明确、分工恰当,体现工作内容的职业化;秘书从业人员要符合职业标准、具备职业技能,体现工作者的职业化,并使二者统一起来,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二、秘书职业化的功能。
对于秘书职业化的功能或作用,秘书学界的主要观点如下:
秘书职业化是预防秘书腐败的措施。吕锦如认为,将建立秘书职业化体系作为治理秘书腐败的基本途径,要从秘书职业道德体系、教育培训体系、选拔任用体系、监督制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五个层面建立与完善,这为秘书职业化的制度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杨硕林认为,职业化是防止秘书腐败的有效途径,具体从职业化在技能的专业性、服务的适用性、工作的规范性、地位的提高性等方面的表现以及秘书工作内容、工作程式、工作技能、工作环境规范化对秘书腐败所起的防范和抑制作用两个方面作了论证。
秘书职业化是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秘书人才的国际化成为现实,这对秘书人员的国际素质提出了要求。为此,就需要对秘书工作者进行严格的、规范的职业化训练,让他们学习国际秘书工作经验,推动中国参与世界发展。
秘书职业化是实现工作高效率的必由之路。方国雄对秘书职业化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梳理,认为秘书职业化有利于优化管理系统和提高工作效率。随着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环境因素更加多元化,社会发展节奏更快,各项实践活动更具适变和应变活力。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整体调控能力和敏捷的反应力,这就需要作为参谋助手的秘书人员提供综合性辅助和服务。可以预见,随着职业秘书队伍的壮大,秘书工作职能的强化,秘书人员素质的提高,秘书职业化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推进秘书职业化建设。
职业化已成为国际职场通行的规则。我国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秘书职业化进程缓慢。20世纪80年代,秘书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职业;198月,国家《秘书职业技能标准》和《秘书职业技能鉴定规范》颁布试行;6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秘书职业资格培训工作方案》,并在北京、上海等10省市进行秘书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的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秘书职业化开始走上规范化道路。3月16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榴用各种从业人员规定》,决定从207月1日起,凡规定中涉及的各行业的技术种类和有关人员,上岗必须持有该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秘书被正式列入其中。这标志着中国秘书职业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因此,对于秘书职业化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秘书职业技能标准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技能鉴定、资格认定等。郑崇田对秘书职业技术职称的等级、标准、申报程序、分级考评、评聘双轨制、职称管理和实施等进行了探讨。沈蕾、张虹提出的秘书职业化的措施有:规范职业地位,提高社会认识;明确秘书分类;明确秘书等级和资格认证考试;建立适应实际工作的秘书教育体系。
第二,秘书职业化发展的环境建设。蔡璐遥对我国秘书职业化发展的经济、法律、政策、教育、社会文化等环境做了比较论述,认为我国秘书职业化程度较低,要推进秘书职业化必须注重营造外部环境。刘秋言对秘书职业化发展的不利和有利因素作了总结,提出了秘书职业化发展的应对策略。章玫平对影响我国秘书职业化进程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因素集中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秘书职业的专业性不完善上面,为此提出了加强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对秘书职业的认知、完善学科体系、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等对策。薛果对秘书职业化实现所需的个体动力和社会动力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应从传统观念(秘书是官还是职业的较量)、现实环境(名与利的较量)和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理论、方法、标准)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三,改革秘书教育,推进秘书职业化发展。钟筑、张居玲提出,以职业化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职业认知为始,职业能力为终,以培养具有相当职业化程度的人才为目标的,既重视职业技能培养又着力于秘书的职业精神、职业行为规范锻造的人才培养模式。郭建庆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适销对路的复合型秘书人才,在秘书教育中注重实务教学、能力教学的改革措施。冯兰义对职业化秘书教学的教学内容模块从知识、素质、技能方面进行了设置。吴加才从培养目标制定、课程结构安排、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阐述了本科秘书专业如何适应社会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意见。杨静、郭子辉探索了如何按岗位流程构建职业化实训基地,并对日常课时实训、学科系统实训和模拟综合实训作了系统设计,提出了有效使用校内实训基地的基本方法。这些研究者都指出,秘书职业化的发展主要应依托高校的秘书教学,学校要从培养秘书人员的职业化意识开始,然后稳步进行职业能力、职业行为规范和职业精神的培育。
综上可见,秘书职业化发展的大趋势是明确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推进秘书的职业化,我们认为,确实需要一套完整、细致、可行的职业准入、职业规范、职业培训、职业鉴定、职业评级、职业保障等制度建设。这需要广大秘书研究者、秘书从业者和秘书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和教育机构奉献精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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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锦如.秘书职业化体系内涵及其有效运行[j]嘉兴学院学报,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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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崇田.关于建立中国秘书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的探讨[jl.秘书,(4).。
[12]蔡璐遥.浅析我国秘书职业化的发展环境[j].秘书之友,(9).。
[13]刘秋言,论秘书职业化发展趋势[i].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4).。
[15]薛果.秘书职业化需要解决动力问题[j].秘书,(3).。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山东潍坊学院)。
研究综述的范文
演讲是说话者在特定时境中,借助有声语言(为主)和态势语言(为辅)的艺术手段,面对广大听众发表意见、抒发感情,从而达到感召听众并促使其行动的一种现实的信息交流活动。演讲稿是演讲者在演讲之前,根据口头表达的需要写出的文稿,是演讲的依据。无论中外,人们普遍认为演讲稿对于演讲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演讲稿是对选材和提纲进行的实践检验,能进一步完善演讲内容;避免临场斟酌词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演讲者可以通过演讲稿保证思路畅通,消除怯场心理;演讲者还可以根据演讲稿来调整演讲时速,避免时间把握失当;演讲稿可以帮助研究演讲的规律所在。写好演讲稿是演讲最为可靠的准备,最为充足的前提条件。近现代学者对于演讲稿的研究日益深入,对于演讲的关注逐渐向演讲稿写作转移。目前,顺应适应社会、教育的需要,演讲稿写作的研究热潮已然形成。为了更好地对演讲稿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对以往的演讲稿写作研究状况作了综合性梳理。
综观中外演讲的历史,对于演讲稿写作的研究在近代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演讲稿的写作倾向于结构化和逻辑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一)文本结构化研究;(二)语言学研究;(三)其他层面研究。
一、文本结构化层面研究。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而这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频繁地主动接触国外的新思想,以图找到救国救民的良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思想文化上的变革。而这个时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思想发展,并且后来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都把俄国的形式主义作为理论源头,所以,20世纪中国所接受的外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文艺学体系中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模式成为中国写作学最早确立的“文本论写作学”(通过对文章构成因素的分解来构建写作学的基本理论)的主要依据。
形式主义在俄国的研究中心转向了文本的形式和结构,主张从科学的角度准确地描绘文学文本的特征和功能,其代表人物雅克布逊就说:“文学科学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那些使某一部作品称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虽然这只是笼统的概括,但是,这使文学研究的目标发生了转移:(本网网)由对作者、社会、背景的研究转为对文本语言和形式的研究。这直接影响着结构主义的理论发展,结构主义把形式主义对于文本的重视向前推进了一步。英美新批评的出现把形式主义对于文本的关注推向高潮,强调作品的自存自足、作品本体存在、作品的价值在于其本身、应该对作品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式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分析。这些都成为中国现代写作学初期以文本研究为重心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写作学开始倾向于文本的结构研究。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写作“八大块”(材料、主题、结构、表达方式、语言、文风、修改、文体)研究,就是文本结构研究。而演讲稿写作研究大多倾向于此,并且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演讲稿写作研究中这种文本的结构性特别明显。首先,大部分演讲稿写作指导书都是把这一部分作为主要的阐述对象,且大都给出了“题目――主题――开篇――主体――结尾”或是“开头――主体――结尾”的相同结构板块。这样,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整体结构十分清晰。因为演讲稿属于日常事务文体,所以编者提出这样的结构更容易让初学者迅速接受和掌握演讲稿的结构,只要学习者“对号入座”即可。一篇演讲稿在很多人看来,无非就是对一个文本的无限形式上的复制,对内容和语言稍作改动就可以完成一篇新的演讲稿。其次,对于演讲稿的写作所给出的总体性指导可以概括为“确立主题――选择材料――安排结构――注意修辞――起草与修改”等样式。一些关于演讲稿写作的文章,还对上述样式进行了丰富和补充,比如如何确立主题、如何选择材料、如何修改、如何收尾等。
演讲稿写作初期的研究都是按照这种文本研究的方式进行的,这也是在写作学学科形成初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的确,这在当时起到了一些效果和作用。
但细想一下,所有初学者真的在看过这些指导性文章以后就会写演讲稿吗?显然不是,其实演讲稿的写作不但结构要清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既要运用赋性思维中的重复与对比原理不断渲染和强调主题,增强演讲稿的感染力、说服力,又要结合当下的社会背景和当下语境,通过分析与综合增强语感和美感的表现力。这样不但有了清晰的结构,还有了清晰的思维原理与展开方式,演讲稿的写作才会得心应手。
二、语言学层面研究。
在西方,不论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还是新批评,都非常重视语言学,人们甚至把整个20世纪称为语言学时代。在强调文本研究的过程中,有的研究者看到了文本结构研究和教学中的缺陷,便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
其实,写作学也有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由文本转向技巧,即对写作技巧的研究,也就是语言学层面的研究。所以,演讲稿写作研究便由文本转向了以语言学为重心。(1)在《演讲写作技巧》中,编者列出了47种如何运用写作技巧来完善演讲稿写作的情况,比如演讲稿写作中如何选词的原则、如何运用修辞手法、如何增强幽默感、如何表达情感、如何短小精悍等。(2)在《演说文体写作技巧与艺术》中,编者提出了许多技巧:如何以“现有”应“需要”,如何以“灵活”为“机动”,结尾写作要有话则短、画龙点睛等。(3)因为演讲稿是写出来为讲出去服务的,所以许多学者还运用语言学中的语调、语音知识来专门为演讲稿选词提供指导,以达到演讲所需要的效果。(4)研究最为集中的是语言学中的修辞现象在演讲稿写作中的运用。如在《演讲稿写作中修辞运用的原则》中,作者就把夸张、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在演讲稿写作中的运用原则作了总结:服务主旨原则、适应听众原则、契合时空原则、风格协调原则。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如肯尼斯・博克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关注的就是修辞层面,西方演讲的历史是与修辞相伴而行的。
很好地吸收这些写作技巧,的确能够完善演讲稿的写作。但是,就像在写作学研究中的那样,抛开文本和写作主体来谈技巧很难实现指导的目的。写作要讲究技巧但不全是技巧。要在具体的写作中,通过写作思维的运转,写作措辞的实践,结合技巧的合理运用,进入一种自然生成、落笔生花的写作状态。
三、其他层面研究。
由于演讲具有十分明显的实际社会需求,所以,演讲稿写作的研究到近代进入了十分繁荣的阶段。人们在进行文本结构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同时,又发现了多个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首先,对于演讲稿的分类研究就十分流行。比如,《演讲学》就从目的、内容、演讲者等角度来对演讲分类。当然,与之相对应的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演讲,比如按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法律、道德、礼仪、宗教等演讲。又如,《演讲写作技巧》一书在演讲写作指南部分对专门的演讲类型提供对应的指导,如竞选、就职离职、开业典礼、开幕、答辩等演讲写作的介绍。这不但说明演讲稿写作研究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进行,也说明演讲写作研究已经深入到更小更细的层面。
其次,同时期的写作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深深影响着演讲稿写作的研究。当写作学研究专注于写作主体时,演讲写作也紧跟而上,演讲者这个实践主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如《演讲稿写作主体角色的调适》就从主体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几个方面来关注演讲稿的写作。当然,许多关于写作主体的修养和素质等方面的写作学理论同样被引入进来。
再次,在所有的演讲稿写作研究中,对于演讲写作的美学研究最具深度。对于演讲稿的美学研究可以从语言、演讲主体等几个方面来看。从语言上讲,就是要注重表达的音韵美,如《演讲稿如何实现音韵美》一文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释实现美感的途径:巧用对仗、设置排比、连续发问、恰当用韵、妙语连珠、引用诗歌。当然,在中国演讲稿美学层面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李燕杰,他的《演讲美学》就是从美学层面来研究演讲及演讲稿的。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为演讲著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演讲稿的重要性,开始追寻演讲稿发展的历史轨迹。比如邵守义的《中国演讲史》《外国演讲史》等关注的就是演讲及演讲稿写作理论的历史发展。这些研究各有特色,既拓展了演讲稿的'研究领域,也为演讲稿的深入研究作了很好的尝试和实践,无疑为演讲稿写作在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问题与不足。
从上述几个层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演讲稿写作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文本――结构――语言――主体――分类――美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研究对于当时的演讲稿教学与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这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演讲稿的研究在当时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历史总是在发展的,理论研究亦是这样。我们在看到这些理论研究合理的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发展中的不足和与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所产生的隔阂,这样,理论的发展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文本――结构――语言――主体――分类――美学”任何一个层面的研究中,我们难以看到一个最接近演讲稿写作本质层面的研究角度――思维,这一点应予重点关注。
首先,最原始的文本结构研究对于演讲稿写作所作的理论指导,给学习者的只是一个轮廓,那就是“开头――主体――结尾”的写作脉络,给人清晰的结构感后,又让人产生如何来填补这三个部分具体内容的忧虑,即使在一些研究中给出了许多方法,比如如何开头(或者开门见山、或者单刀直入),如何结尾等,真正落实到要写的具体情况时,写作者还是一头雾水。
其次,语言学层面的研究的确涉及了一些具体的实践指导,比如写作的小技巧,修辞的运用,语音与语调的关注等。但是,给人普遍的感觉是,没有一个系统的隐性的最有效的指导。这些指导虽然在一些情况下适用,但是否能充分地全面运用呢?这么多的技巧,写作者如何才能全部牢记和运用?这些都是写作者和研究学者最关注的问题。
最后,分类、主体、美学层面的研究都是中观、宏观层面的研究,是作为理论来指导写作的,而思维与措辞这两个层面是连接起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关键,从宏观(哲学、美学)到中观(思维、主体、分类、史学)再到微观(措辞),这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演讲稿写作理论体系。所以,写作思维的介入成为完善演讲稿写作理论的关键和必需。
关于写作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写作理论家、写作教育家唐纳德・奎得曾这样说:“过去大家认为,思维是一种内部的语言活动,而写作是外在的语言表达,这是自然不错的。但事实上,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总要有一定的语言形式。这就涉及思维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的问题。在整个写作中,写作和思维是同时产生的,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现当代写作学也十分关注写作思维的理论研究,把思维研究列为写作学整个理论研究体系的关键。有人曾说,抓住写作思维的规律就相当于抓住了拴牛的绳子。演讲稿写作也是一种写作行为,所以,抓住思维研究就抓住了演讲稿写作的关键。
当然,演讲稿写作的思维研究应该遵循现代写作学中的写作思维规律。“从广义上讲,写作思维是指一般的思维规律及其在写作中的体现。从狭义上讲,写作思维就是写作活动、写作行为的思维及其规律。”这两个层面思维规律的结合才适用于真正的写作(包括演讲稿写作)。而从狭义写作思维角度来讲,写作思维研究的是具体的真实的写作行为中的规律,马正平在《高等写作学引论》中称这个阶段的写作思维是“创构思维”,其实就是行文思维;高楠在《写作思维立题》中称之为“表述思维”。这种行文思维的具体化被称之为赋形思维。赋形思维是指文章主题立意的意思、感觉的强化。它在具体文体中有着不同的体现:“在说明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清晰性、透明性、明白性感觉;在文学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抒情感觉、性格感觉、哲理感觉;在理论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说服性空间、证据性空间、理由性空间。”演讲稿的写作与理论性文体的写作要求比较接近。那么,广义的写作思维即一般的思维及其规律在写作中的表现就是把赋形思维实践化、途径化、路径化。我们称之为路径思维。路径思维就是赋形思维的途径、路径、角度,即写作赋形思维的路径思维。路径思维是具体的实践思维,所以,在演讲稿写作中是最为实际的操作部分,也是理论的实践化。同时,演讲稿所要求的感染力(赋形思维)、说服力(路径思维)、得体性(写作策略思维)在写作思维概念内都得到了最好的交叉式证明。
写作思维是演讲稿写作研究的中观层面,所有的实际写作的展开都是在思维的“导演”下真正的展开。这个视点的介入是演讲稿写作研究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演讲稿写作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思维。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
穷达以时研究综述论文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发掘了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后经荆门市博物馆整理,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校审,这批战国楚简于5月在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名出版,这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正如彭华先生在《郭店楚简研究述评》中所作的评价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填补了学术空白;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儒道关系的新材料。”》]其中,《穷达以时》属于其中的儒家著作之一,此篇因其对天人关系的独特论述而备受人们的瞩目,目前学界对《穷达以时》的深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释读、天人观、德福观及其他几个方面。现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一、文宇释读方面研究概况。
文字释读作为研究出土文献的基础方面,是准确把握出土文献内容和主旨的前提。这方面,学界巳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巳出版的书籍有:李零先生所著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它对郭店楚简中文字依字体、形制排序,除了分章分组的释文,并附校读记;刘钊先生著有《郭店楚简校释》[3]有对《穷达以时》篇全篇的校释;廖名春先生所著的《出土简帛丛考》第九章考释了郭店楚简包括《穷达以时》等五篇在内的从“荣”之字,“认为它们或当读为‘世或当读为‘御原因就在于他’本从止得省,而在某楚方言里。‘御,也与‘止’音近,解决了郭店楚简这五篇的诸多难题。”[4];此外,还有张守中先生等撰集的《郭店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5月);刘祖信、涂宗流所著《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北京:文物出版社,2月)都是这方面的翘楚。
关于《穷达以时》文字释读论文方面研究成果有赵平安先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的文章《〈穷达以时〉第九号简考论一兼及先秦两汉文献中比干故事的演变》,文章探讨了《穷达以时》第9号简,认为“‘滔賄’当理解为‘醚醵,。‘初酿醢,后名扬,非其德加。’讲述的是王子比干的故事。文章还通过梳理先秦两汉时期相关关文献,梳理出比干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衍变;李松儒、张红的文章《郭店简〈穷达以时〉与传世文献关系简论》除了对《穷达以时》作者、时代、体裁、性质的研究,还“将简文与可兹对照的传世文献相比较,从而深人地了解一些历史史实。”[6],文中考证了百里奚身世,吕望的事迹,并略说了古人事迹相混淆的现象;《郭店简〈穷达以时〉与〈荀子〉对读札记三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10期)这篇文章通过将郭店简穷达以时》的内容与其他相关文献的对读,发现简中的衍、错,通过分析这些差异,了解古书成书的某些现象;此外,相关的文章有王志平先生的文章郭店简〈穷达以时〉校译》(《简牍学研究》4月),以及硕士论文郭店简〈穷达以时〉集释》、硕士论文《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集释一兼论竹简的历史背景和古书经传情况》。在文字释读方面,总体而言,学界研究成果颇丰,非常全面。
二、天人观方面研究概况。
天人关系的研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有重要意义。郭店楚简中,《穷达以时》篇因对天人关系独特论述视角而备受人们关注,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他们通过分析《穷达以时篇来论述先秦儒家对天人观的解读。关于穷达以时》天人观,国内这方面的书籍著作不是很多,而且大多与先秦儒家尤其孟学派联系较多。主要有朱心怡先生所作的《天之道与人之道:郭店楚简儒道思想研究:k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5月),该书通过将郭店楚简与传世儒家典籍和道家典籍比对,来修正对先秦儒、道思想的发展与认识;再如谢耀亭先生所著的《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8月该书以郭店楚简、上博简为切人点,结合马王堆汉墓帛书及传世儒家文献,对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体系进行综合研究,书中第三节详细介绍了郭店简《穷达以时》与思孟学派的天人关系论。通过郭店简《穷达以时》思想论析来观思孟学派的天人关系论。
研究《穷达以时》天人观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梁涛先生的'《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文章首先探讨了《穷达以时》“天人之分”的基本思想指出“竹简正是通过天人的区分,才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张扬,显现出人之为人的无上价值和尊严。”m而后文章论述了{穷达以时》篇与孟子“性命之分”的关系。文章认为“在先秦儒学史上,与竹简天人之分思想更为密切的是孟子而不是荀子”m,并通过比对《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尽心下》这两篇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文章还反面分析了《穷达以时》与荀子“天人之分”的区别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竹简〈穷达以时〉说到孔子“知天命”》(《华夏文化》03期)主要阐述的是由《穷达以时》而联想到孔子思想中蕴含着的“天人之分”的思想;《荀子天人论的几个问题一兼论郭店竹简〈穷达以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这篇文章指出《穷达以时》与荀子天人论的哲学思想既有同也有不同,并具体分析了各自思想内涵;《〈穷达以时〉中的天人之辩》指出“它与孟子和荀子的天人之辨有一致之处,但其意义更多的是对于孔子天命思想的阐明。”【8]从命运天定到修正命运一从〈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看先秦儒家对时运观的一种解读》(《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期)分别论述了孔子、孟子、荀子对时运的看法,探讨了《穷达以时》对先秦儒家对时运观的另一种解读。《“穷达以时”—命运之天的现代追问》(《时代文学期)、《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天人关系新探(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2期)则没有过多提及先秦儒家的天命观,而是从抽象的哲学高度探讨《穷达以时》中蕴含的天人关系。这方面的文章主要围绕《穷达以时》篇到底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还是荀子的思想渊源更为密切来进行研究。
三、德福观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概况。
李存山先生《〈穷达以时〉与“大德者必受命”》,文章分析了《穷达以时》与《中庸》之差异,并分析其他与孔子有关的著作,指出“儒门中还应有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思想,《穷达以时》篇可以说就是这一思想最早的集中表述。”》]指出“孔子并不认为“德”与“命”有着必然的联系,道之行与不行就像死生、富责一样不是德行、人力所能决定的德位”、“德命”或“德福??一致的思想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王中江《〈穷达以时〉与孔子的境遇观和道德自主论》先从情景、人物、体裁和问题比较传世文献《鲁穆公问子思》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在厄》《庄子?让王》、《吕氏春秋?慎人》和《风俗通义?穷通》的记载以及它和《穷达以时》的异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穷达以时》基于“天人之分”模式之上的“境遇观”及其所彰显的儒家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我决定论。总结出“穷达以时正是要求人超越环境、条件、机遇对他的影响。”王中江孔子的生活体验、德福观及道德自律一从郭店简〈穷达以时〉及其相关文献来考察》“指出《穷达以时》同其他相关文献一样没有再把德福、德命看成是一致的,而且它们对什么是穷达也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把人对美德的追求变成了自足的事务。这表明,儒家的德福观在其内部就是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
甚至有人将《穷达以时》中蕴含的思想运用到投资学,有人甚至写出文章《〈穷达以时〉助投资》,将《穷达以时》中“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理解为要求投资者踏实做好每一步投资工作。
四、总结。
通过以上对国内学界关于《穷达以时》研究情况的概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学术界对《穷达以时》研究在文字释读、天人观方面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成果卓越。然而其他方面,比如《穷达以时》与德福观以及道德自律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仍然需要更加深人地研究,《穷达以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价值也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进一步推进实现。
网络道德研究综述的论文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信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人们进入了全新的网络时代。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传播由单向传播变成了互动交流,大家熟知的报刊、广播、电视的方式被扩展,这样开辟了人们的交流空间,它使这个空间变得开放和自由。人类想象中的情景和听上去遥不可及向往,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实,让人们亲身体会乐享其中。在网络这个无边际的虚拟空间中,人们尽情发挥、畅所欲言,人们可以在家中享受到无穷的生活乐趣,还可以获得信息和资源,丰富自己,更可以在网上进行贸易和商贸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有这些对人们的生存都能提供无尽的财富,人们似乎活的更丰富多彩。
网络的两面性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在人们急速的进入网络时代,享受便捷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网络中的某种不良现象,它利用网络隐蔽性的特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留言板上的不健康言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肆无忌惮的虚假新闻,充斥网上的网络色情。横行肆虐的黑客。所有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网络道德问题。
网络具有超时空性,它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提供了一种立体途径,这种立体途径体现互动性、多媒体化,扩大了青少年的交往面。人们都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在网络中青少年的互动渐渐淡化了这种属性,甚至去除了交往双方的这种属性。人们在网络上的存在都是虚拟的、数字化的,人们的交往也表现为符号与符号的互动。在一项调查报告中甚至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网上做什么都可以毫无顾忌,上网的人都缺少被监督的压力,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低约束甚至无约束的约束下得到宣泄。青少年网络道德情感的弱化主要是因为网络的高度隐蔽性,青少年网上道德的弱化会直接影响网络的建设,而且这种虚拟世界的道德弱化会影响现实中的道德行为。因此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教育问题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网络文化与网络道德教育。
网络是虚拟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网上的信息资源其实是取之于现实,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的,网上信息资源其实是对现实信息的重组,相当于网络中的问题与现实中的问题是相联系的,是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具体体现,并不是单独的新鲜事物。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现实中和在网络生活中的道德品质和素养是相联系的,虚拟和现实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探讨网络文化与道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网络文化的存在为青少年构建了更加艰难凌乱的外在环境,需要青少年在困难面前积极应对,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网络道德水平,青少年要认清网络文化与道德的关系,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网络文化对人类的道德生活有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双重的。首先,网络文化它改变着人类的价值体系,并且网络文化还推动着人类活动的科学化、技术化、和知识化,也就是新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网络文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交往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促成了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产生;网民所需要的良好的道德心理素质正是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各类道德规范的形成丰富了人类道德的内容。其次,网络文化会产生负效应,网络使工作方式改变,体现在运用和传播中,由于互相之间的隔离会使人们变得孤独寂寞,导致感情逐渐变淡;网络犯罪的出现呈现低龄化、专业化、国际化等特点,它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在侵蚀青少年的头脑,传播不良内容、截取情报、侮辱他人、侵犯隐私以及利用信息技术盗窃金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
第二,道德在网络文化的运用、传播和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道德是一种社会精神,它是依靠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而形成,比如信念、习惯和受教育情况,以及舆论这个外在的支撑,所以道德可以推动网络文化的发展。其次,道德对网络文化具有评价和指向功能,评价和指向即用道德评价人们行为的善与恶、应当与不应当的评价判断,通过评判来推动网络文化的正方向,评判的依据是阶级和社会的道德标准,并通过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良心加以引导,使其方向不发生偏差。再次,道德的规范和调节功能,也就是说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对个体的约束,个体之间的约束,以及利用个体自身内化来积极主动地来进行调控。
在传统教育过程中,教师作为主动传播教育的施教者,通常在道德水准和个人素质方面都可被认为是佼佼者,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考虑都具备广泛实施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条件。
青少年的自制能力弱,好奇心强,辨真假能力差,容易受到误导误入歧途,如果想在网络生活的道路上平稳行进,就需要通过及时和良好的引导。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不是很明确,会对自己周围的人产生崇拜,可以利用教师的领导者形象言传身教,掌握德育的领导权和主动性,使学生主动接受教育并且调动其积极性。网络道德教育方式以交谈为主,教师要与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不仅体现在地位上的平等,还应该在生活和互联网中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形势下,青少年网络德育教育从观念到方法面临改革与创新的需求。树立新的网络道德教育观念;持之以恒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教育;解放思想,更新方法,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1]王经涛.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现状及对策[j].中国远程教育,2001(2).
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
南楼。
作者:谢应芳朝代:元体裁:词且自为埋铭,及赋诗自挽。既而失去行囊之资用,然康强无恙。余故作生死隔年期。刘伶老似痴。动教人、负锸相随。惊得青蚨飞去了,无酒饮,却攒眉。春暖典春衣。还堪醉似泥。趁清明、雨后游嬉。杨柳池塘桃杏坞,春水漫,夕阳迟。
研究综述范文
关于写作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写作理论家、写作教育家唐纳德・奎得曾这样说:“过去大家认为,思维是一种内部的语言活动,而写作是外在的语言表达,这是自然不错的。但事实上,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总要有一定的语言形式。这就涉及思维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的问题。在整个写作中,写作和思维是同时产生的,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现当代写作学也十分关注写作思维的理论研究,把思维研究列为写作学整个理论研究体系的关键。有人曾说,抓住写作思维的规律就相当于抓住了拴牛的绳子。演讲稿写作也是一种写作行为,所以,抓住思维研究就抓住了演讲稿写作的关键。
当然,演讲稿写作的思维研究应该遵循现代写作学中的写作思维规律。“从广义上讲,写作思维是指一般的思维规律及其在写作中的体现。从狭义上讲,写作思维就是写作活动、写作行为的思维及其规律。”这两个层面思维规律的结合才适用于真正的写作(包括演讲稿写作)。而从狭义写作思维角度来讲,写作思维研究的是具体的真实的写作行为中的规律,马正平在《高等写作学引论》中称这个阶段的写作思维是“创构思维”,其实就是行文思维;高楠在《写作思维立题》中称之为“表述思维”。这种行文思维的具体化被称之为赋形思维。赋形思维是指文章主题立意的意思、感觉的强化。它在具体文体中有着不同的体现:“在说明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清晰性、透明性、明白性感觉;在文学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抒情感觉、性格感觉、哲理感觉;在理论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说服性空间、证据性空间、理由性空间。”演讲稿的写作与理论性文体的写作要求比较接近。那么,广义的写作思维即一般的思维及其规律在写作中的表现就是把赋形思维实践化、途径化、路径化。我们称之为路径思维。路径思维就是赋形思维的途径、路径、角度,即写作赋形思维的路径思维。路径思维是具体的实践思维,所以,在演讲稿写作中是最为实际的操作部分,也是理论的实践化。同时,演讲稿所要求的感染力(赋形思维)、说服力(路径思维)、得体性(写作策略思维)在写作思维概念内都得到了最好的交叉式证明。
写作思维是演讲稿写作研究的中观层面,所有的实际写作的展开都是在思维的“导演”下真正的展开。这个视点的介入是演讲稿写作研究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演讲稿写作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思维。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
组织承诺研究综述
在学校、幼儿园、家庭,攻击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经常发生在青少年儿童中.暴力行为者通常是高攻击性行为者,攻击行为对于以后的暴力行为有一定的预兆警示作用.攻击行为较频繁的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有攻击行为的儿童青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攻击而成为被攻击者,这势必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加剧;而本身不具有攻击行为的儿童青少年,在频频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要么会产生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要么奋起反击而成为一个有攻击行为的人,从而可能导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青少年以后出现暴力的高发生率.
作者:曾玲娟作者单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课部,湖南株洲,412007刊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zhuzhouteacherscollege年,卷(期):20016(3)分类号:b848.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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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道教研究综述
据南阳民族宗教志记载: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姊湖阳公主在裕州(今方城县)建炼真宫一座,是为道教在南阳活动的滥觞.该县三贤山庙、黄石山仙翁观、南召县九分垛祖师庙和皇后铁牛庙、南阳县老君堂等,均建于东汉时期.
作者:南阳道协作者单位:刊名:中国道教pku英文刊名:chinataoism年,卷(期):“”(4)分类号:b9关键词:
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谢应芳是元末明初的理学名人,著名隐士,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古人对他思想的评价多重笃志卫道的一面,偶尔提及他隐逸的方面,并不全面。在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上,古人多重思想内容,集中阐述其作品淳化风俗、关切民隐的方面,很少涉及其艺术特点,也不全面。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无论在思想、作品上都有欠全面和深入。
谢应芳(1296-1392)字子兰,自号龟巢老人,江苏武进人,生活于元末明初。谢应芳一生好学,以读书为乐,“我生无他长,耽书竟成癖”[1](卷四)。他学识渊博,有“大雅才,胸藏经史库”[2](p190)。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波及大半个中国。谢应芳的家乡也发生了战乱。他被迫携家人逃往吴中,在外整整漂泊了十八年。后来江南战事平定,他才重新回到家乡。战乱归来后,他隐居家乡的芳茂山,直到去世。谢应芳在当地颇有名望,很受士人和官员的推崇。《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他“德望重于东南。”[3](p12)《明史》也记载:“(谢应芳)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达官缙绅过境者,必访于其庐。”[4](p7224)在他死后,“吊唁者几遍宇内”[2](p157)。虽然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谢应芳始终没有做官,只以一个教书先生的身份终了一生。谢应芳一生清贫,生活上常常陷于困境。但他从不以贫为意,泰然处之,“一室萧然,晏如也”[4](p7224),显示出超然的隐者风范。
谢应芳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名望,但是他蔑视功名利禄,追求自由安闲的生活状态。他屡次得到当地官员的推荐,却始终不肯出来为官,过着隐逸的生活。谢应芳一生基本靠教书和农耕为生,处境极为贫寒,经常忍饥挨饿。比如在《谢许克敬六月惠炭》中他写到了自己年老体衰还要受严寒之苦的情景:“去年腊月人冻死,我亦牛衣眠不起。家僮赤脚令采樵,日暮归来堕双指。”[1](卷五)在严寒之中,很多人冻死了,年老体衰的自己躺在牛衣(用麻或草织的给牛保暖的护被)里勉强渡过了冬天。为了取暖,家僮不得不一大早光着脚出外采一些散木,日暮回来后手指都冻断了。虽然处境如此艰难,谢应芳依然坚持过隐逸的生活,并且表现出知足有乐的心态。比如他在诗中写道“侬亦自知足,做诗谢天公”[1](卷十七)(《负暄》),“眼前能自足,身外更何需!”[1](卷三)(《和徐仲刚归田》)粗粝的饭蔬,不仅淡而无味,有时其实是难以下咽的。谢应芳却认为其中的味道不亚于山珍海味,“蔬食犹膏粱”[1](卷四),“藜床甘且寝”[1](卷四),有无穷的乐趣在其中。对于谢应芳的隐逸行为,后人极为推崇。明人毛宪在《景贤录原序》中也称其“遯世高风,回迈流辈”[2](p175)。
古人对谢应芳的评价更多的是集中在笃志卫道、发扬理学的精神上。谢应芳一生信奉儒学,认为“九流百家莫大于儒”[1](卷六)(《芸室记》),尤其笃信程朱理学,“少颖悟,好读书,尤潜心宋儒之学。”[2](p167)谢应芳一生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理学思想。他从小就严守理学所倡导的言行规范。明人段民在《龟巢先生传》中说他“自幼潜心宋儒之学,守其绳墨,斤斤不失尺寸”[1](p169)。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谢应芳一生始终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事事维持伦纪,言言扶植纲常”[2](p163),努力改变有违于儒道的社会风俗,坚决捍卫理学精神,捍卫儒道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如《静严公邀同族中谢士鳌等请建专祠呈词》中便记载了谢应芳许多笃志卫道的事迹:“(谢应芳)清议而扶持明教。学中去土神之配,吴中撤范蠡之祀,皆以明大义而振人心。常郡复道乡之墓,苏郡修元公之祠,无非劝忠孝而维名节也。”[2](p159)。
对谢应芳笃志卫道的举动和发扬理学的精神,历代政府和儒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清朝政府公认他是“理学名贤”[2](p161),把他视为扶植名教的楷模。明人毛宪在《景贤录原序》中说道:“元季以来,道日晦塞,三纲沦灭,禽兽逼人,又何啻老佛而已!当时以道鸣者,偃然都高位而无所救正,而况其他乎!先生崛起其间,本诸醇笃之行,济以精博之学,遁世高风,遯世高风回迈流辈,而其见于言者皆民物则之训。所以距淫辞,息邪说,明天理而正人心者,居然可见。时虽不偶而力障狂澜,志则伟矣!”[2](p175)这样的评价在关于谢应芳的历史记载中比比皆是。
谢应芳一生著述颇丰。据《龟巢先生行迹》记载他著有:“《辨惑编》五卷、《思贤录》五卷、《怀古录》三卷、《毘陵续志》十卷、《龟巢稿》二十卷,又《汲古录》、《东里志》、《延陵小记》若干卷。”[2](p169)今天可以见到的有《龟巢稿》、《辨惑编》、《思贤录》和《怀古录》四种。其中谢应芳的存诗将近两千首。谢应芳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谢应芳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他不仅有笃志卫道、发扬理学精神的一面,也有超然隐逸的一面,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出世思想。
对于谢应芳本人的评价,古人多看重他思想上笃志卫道的一面,对他思想中隐逸的一面虽有所提及,但是很少。对谢应芳作品的评价也是如此。古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多从思想内容着眼,而且基本都从他作品淳化风俗、关切民隐等方面的思想内涵进行评价,非常看重其教化作用。如《毘陵人品记》中言:“其所述皆以正人心、息邪说为主。”[5](p151)清人沈德潜评价他:“所著诗文雅正醇茂,荟萃经史之腴。凡夫崇论闳议,长歌短谣,多有裨世教。”[2](p156)等等。
对于谢应芳作品中超然隐逸的思想和入世的思想,古人基本上没有提及。古人也有对谢应芳作品的艺术表现方面进行评价的。如《明史》言其“诗文雅丽蕴藉”[4](p7225)。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很少。
可见,古人对谢应芳作品的评价并不全面,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综上所述,谢应芳的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全面反映了他丰富复杂的思想,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同时谢应芳一生都笃信理学,并且为了捍卫理学、发扬理学终生奋斗不息,是一个极受古人推崇的理学名人,在理学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研究理学不应忽视的一个现象。但是,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很少。关于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笔者仅搜集到三则,其中两则出自文学史著作,一则为单篇的论文。
黄拔荆的《中国词史》提及了他的词在题材上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情绪;鄙视功名利禄,感慨身世不幸;其词数量最多的是表现他闲云野鹤似的隐者生活风貌”。作者认为第三类词“多属沿袭传统的表现手法,所用的语言、词汇、典实,基本上也是老一套,缺乏新意,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虽时有佳句,而名篇却是寥寥无几。其中比较清顺可读的只有数阙。”[6](p632-635)。
杨镰在《元诗史》中将谢应芳列在“避难诗人”一节,写道:“……作为真正的隐士,身处江山易代,秩序颠倒之际,几十年岁月安然以对,德享高寿。谢应芳可以作为这一类人的典型”。“晚年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路经本郡,必到他家相访,他家中一室萧然,仅以布衣韦带与来访者接谈……其诗被世人评为可与傅若金相伯仲。《龟巢稿》中多有关于元末战乱的纪实之作,又证史之用。谢应芳文章则多为应酬而作,缺乏特点。由于他年寿极高,交往面也很广泛,唱和酬答时间跨度较大,相比而言,这类作品一般较真诚坦率。他是元代诗人中年寿最高的一个。”[7](p563-565)。
可以看到,今人对谢应芳有所关注,对他做出了一些客观正确的评价。如“身处江山易代,秩序颠倒之际,几十年岁月安然以对,德享高寿”,“其词数量最多的是表现他闲云野鹤似的隐者生活风貌”便准确把握了谢应芳思想中的隐逸方面。“这类作品一般较真诚坦率”的评价,也符合他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他们的论述中也都涉及到了谢应芳作品对战乱生活的反映。尤其是王广超的文章《谢应芳词初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两方面对谢应芳的词进行了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谢应芳词的特点。
结合谢应芳的全部作品,会发现今人的研究并不全面和深入。首先,这些研究多局限于谢应芳的诗与词,很少涉及文章,并不全面。谢应芳的文章数量很多,其中大量篇章不仅极富艺术性,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谢应芳的思想,是研究谢应芳绝对不可忽视的材料。其次,对于谢应芳的思想研究和认识不够全面。谢应芳的思想很丰富,既有超然隐逸的一面,又有入世思想,尤其是具有强烈的笃志卫道思想。今人的研究对谢应芳的思想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是非常简略。而且这些研究丝毫未涉及谢应芳笃志卫道的一面。所以今人的研究远远不能反映谢应芳思想的全貌。再次,对于谢应芳词思想内容的研究也不够全面。纵观谢应芳的词作,他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比较丰富。其中有超然隐逸的思想,有知足有乐的情怀,有强烈的否定功名的意识,有功业未成的悲哀,有战乱之中的特有情怀等。今人则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崇尚唐宋词的审美趣味,这些研就对谢应芳词的评价也多偏颇之处。比如前述《中国词史》所言:“多属沿袭传统的表现手法,所用的语言、词汇、典实,基本上也是老一套,缺乏新意,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虽时有佳句,而名篇却是寥寥无几。其中比较清顺可读的只有数阙。”便是以唐宋词的审美趣味来要求金元词而得出的结论,并未认识到金元词不同于唐宋词的独特审美价值。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谢应芳具有不小的研究价值。但是古人和今人对谢应芳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作品上的研究都不够,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多有偏颇之处。这些都有待于后人匡正、补充。
参考文献。
[1]谢应芳,龟巢稿[a]四部丛刊三编(集部)[c]上海:上海书店,1985。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